风雨三松堂：参观北京大学雁南公园57号冯友兰故居

参观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故居：风雨三松堂

刘奎

北京大学燕南公园57号，是冯友兰先生的故居，又名“三松堂”。

第一次看到《三松堂》是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。 那是在南方的一家小书店里。 其中一个书架上放着《三松堂全集》，几乎占据了整个书架。 光是《三松堂序》就是一本厚厚的一卷，让我惊叹不已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也是一种写作风格。 历代文人学者常通过自传、自序、年表、学术生涯等方式描述自己的人生经历，既揭示了学术的渊源，又达到了识人、论世的效果。 更不用说，顾颉刚的《古史辨析序》是近代的一部名著。

因为这份记忆，进入燕园后，我常常喜欢路过燕南园，想去三松堂一探究竟。 三松堂位于燕南园东北角。 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型西式建筑。 内部配备现代化设施，外部借鉴传统四合院风格。 建筑呈L型，另一侧由院墙完成，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庭院。 整个小院呈蓝灰色，掩映在各种花草松树之中。 看起来非常安静祥和。

“三松堂”之名，源于院内三棵松树。 冯友兰先生在《三松堂》的《序》中写道：“‘三松堂’是北大雁南园的家属宿舍之一，于家在此居住了三十年，十年动乱，差点将其驱逐。” ”。 幸亭内有三松，轻抚缠绵。 他们的数量比元明还要多。 可见，《三棵松》不仅是庭院中的场景，也表明冯先生将其与陶渊明相比较。 寄托，正如他的女儿宗璞先生所说：“寄托是深远的，可以理解的。”

《三棵松》是历史的见证。 冯友兰迁入燕园，始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，清华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，北京大学并入燕京大学，学校迁至燕园。 冯先生随清华大学哲学系迁往北大，定居燕南园。 冯先生比较支持部门的调整。 这可能有个人原因。 由于政治思想问题，冯友兰在清华大学1952年的评比中仅被评为七级。 这不免让冯先生更加沮丧。 在冯先生看来，部门的调整无疑是一个问题。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 这也是新中国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态。 新中国初期的新气象，使许多知识分子自觉地开始改造自己，以求“迎头赶上”。

不过，冯友兰最初住的并不是燕南园57号，而是54号。说起54号，人们也是心驰神往。 新中国成立前，这里是历史学家洪野的故居。 燕南花园建成后不久，洪先生就住在这里，直到1940年代末期，他都是这里的第一批居民之一。 直到我去哈佛大学任教。 冯友兰在这里住了近五年，1957年搬进57号楼。57号楼的原住户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姜龙基。 据说，他看到54号很局促，就和冯先生交换了自己住的57号。 由此可见当时尊师重教的风气。

在燕南园，冯友兰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。 抗战时期，由于他不满足于做一个“言行一致”的哲学史家，而想做一个“继续说”的哲学家，他先后撰写了《新理学》、《新论》等著作。 《物论》与《新世训》并称“镇远三书”。 取《周易》中“镇夏奇缘”之义。 后来，他写了《心元人》、《心元道》、《心智言》，合称“镇元六书”，较为完美地阐述了他的“新理学”思想体系。 然而，他的“新理学”一提出，就在学术上被20世纪4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批评为“唯心主义”。 新中国初期，冯友兰写信给毛泽东，表达了改革思想、学习马克思主义、准备改写中国哲学史的决心。 毛泽东在回信中也肯定了这一点。 尽管后来学术界对他的“新理学”思想体系的批评似乎更多地集中在政治层面，但即便如此，他在自我批评的同时，仍然试图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分析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燕南苑不再平静。 1966年夏天，一群红卫兵高喊着“打倒冯友兰”的口号，直奔三松堂。 他们查封了房子，并在门外贴了一张告示，宣布他的罪行； 具体处罚是扣发工资，每人每月仅发12元生活费。 不过，虽然房子被查封了，冯友兰一家人还是可以暂时住在里面。 这或许正是《三松堂序》中“十年动乱，恐将其驱逐，幸其幸免”之句的写照。 虽然幸运地幸免于难，但仍有五户人家搬进来。据冯先生介绍，这些人有的按照正常程序搬进来，有的则用“革命”的方式搬进来。 一些居民来时还带了三轮车，“帮忙”腾出房间。 冯先生书房里的书像砖头一样搬了好几次。 除了被没收房屋外，冯先生还时不时地接受劳改和批评，有时甚至不得不带病“旁听”。

经历过“文革”荣辱坎坷的冯友兰，将晚年留给了《新中国哲学史》。 这是他一生的愿望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计划修改自己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。 后来他表达了自己的难处：“这个修订版只出了前两卷后，我就觉得修订版修改得连我自己都不满意。我又开始修改修订版，但之前还没有准备好。”印出来后，我发现这个修订版又得重写一次。” 于是他干脆重写了一遍。 这是他最后的职业生涯。 据宗璞回忆，冯先生曾在病床上对她说：“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写完，还要治病。写完之后，我就不用给自己治病了。”又生病了。” ” 1990年11月15日，《中国哲学新史》最后卷的校对完成。当月26日，冯先生停止了呼吸。

代表作《中国哲学新史》是冯友兰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历史曲折、吸收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中国哲学的系统阐释。 与前作相比，本书的定位有所调整，但对问题的认识保持一致，源于“旧国新生活”的历史责任感，以及对时代变迁和不变的思考。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转型期。 正如学者陈来所指出的：“他要阐明中国哲学中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，作为民族文化新发展的营养，为中华民族复兴的‘新命运’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国家。” 这部著作至今仍被选为许多大学的哲学史教科书。 它除了以精确的选材和阐述为后人提供知识外，还传承着“旧国新命运”的历史责任。

燕南园共有十七栋建筑，每栋建筑都有自己的故事。 例如，冯友兰的老朋友唐永通先生住在58号楼，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住在55号楼，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住在63号楼。他们也住在58号楼，包括向达、周培源、王力、简伯赞、朱光潜、魏建工等人都是一代宗师。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过：“所谓大学，不是指一座建筑，而是指一位大师”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燕南园可以说是北大的精神。 徜徉在此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苍劲的古树，还有历代大师的身影。 而且每次路过燕南花园，总能看到57号楼的松树，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，枝条依然旺盛。 这让我想起了孔子的话：“年寒则知松柏将枯”。 信不信由你！